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，是个小人，不少史书都这么记载。
当然，刘邦自己也承认，有一次，他问好哥们张良，“吾不敌项氏之勇，怎得天下乎？”
张良嘿嘿一笑，答曰：“项王为人仁义而忠勇，有君子之风，但难以亲附，没有好处可捞。您出身于市井之间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，众人都想依附您讨点好处。毕竟，世间还是小人多而君子少啊！”
刘邦大笑：“兄弟你说对了！”
几千年后，宋仁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问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等人，“各位爱卿，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，难道君子也结党吗？”
此时正值庆历新政之初，由于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红线，不少官员攻奸上述几人借新政之手排除异己，极尽乾纲独断之能事。
仁宗亦有此虑，故作此问。
岂料欧阳修答曰：“臣闻朋党之说，自古有之，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”
言下之意，我承认我们是朋党，但我们是君子的朋党，我们骄傲！至于你们是不是，自己掂量掂量。
此言一出，举朝哗然，就连仁宗本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
自古以来，在是不是君子这个问题上，大多数人是经不起良心拷问的，诚如刘邦的人不多。毕竟圣人对君子的要求太高了，大家根本做不到啊！让这些深谙权利游戏的老庄家们在内心中承认自己是君子，就像是让六七十岁的男人自我催眠自己是个处男一样，别人信不信尚在其后，自己TM都不信！
所以无论平时如何惺惺作态，在潜意识里，大部分人都会对号入座，把自己归结为小人，然后明白过来～
“你丫是不是在说我…..”
于是乎，在众多“小人”的声讨下，庆历新政失败了。
中国岂今为止，贯彻最彻底最快的一次变法，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。请注意，我没说它是最成功的。
王安石能把一个与民争利，极尽盘剥之能事的政策快速推行至全国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只用像吕惠卿这样的小人。
每当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中议事时，他弟弟王安国必会在窗外吹笛子，终有一次，王安石忍无可忍，向外面喊道：“停此郑声如何？”
王安国应声回敬道：“远此佞人如何？”
估计，此时王安石心里会想，“蠢货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他是个小人？”
司马迁曾说（也有余世维一说），“天下国家之事，败于小人者十一，败于君子者十九，盖小人之骨柔，其气馁，其愿欲易售，其营垒亦易破;惟君子之才品自不同，而业己为众所惟，其自负也常亢而不肯下，于是为深刻，为褊浅，为执拗，不能舍己从人，以佐国家之急。”
王安石知道，他的政策，君子不会推，也推不动。君子最大的优点是沽名钓誉，最大的缺点也是沽名钓誉。
沽名钓誉最终的结果就是执行力极差，因为这些君子们见不得指责，见不得非议，更见不得因为青苗法导致家破人亡，易子而食的百姓。
一半利得归朝廷，一半利得归自己的巨大诱惑，可以使吕惠卿等人可以连眼晴都不眨一下的向灾民催缴贷款。还不起？还不起可以卖儿卖女卖自己，无论如何，钱是一定要给的。
而这种事，君子是万万做不到的。
有人说，用小人而弃君子，如此这般，王安石不也是小人吗？
是不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王安石把皇帝的事办成了。
在封建社会中，王安石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一那就是皇帝。王安石之于神宗，正如桑弘羊之于汉武。
神宗素有大志，时常戎衣而行，无时无刻不想着光复北方，成就大一统的事业，所以，他必须有足够的钱。而唯一能帮他快速收刮民脂民膏的，只有王安石本人与他所带领的“小人”集团。
君子们，不行。
事实上，王安石也的的确确做到了，他为神宗收刮的“封桩钱”，到了哲宗时期都没有花完。当年的宋神宗，如果运气好点，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中国第二个汉武帝，但不幸的是，他出生在一个孱弱的时代，中国人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争荡涤，早己不复大汉之勇。军事上的乏力，导致神宗的梦想沦为了泡影，在宫廷内外的指责声中，他抑郁成疾，早早过逝了。
用小人不是错，关键看怎么用。
这件事，张居正就看的透，众人都谓冯保为小人，但张居正不为所动，坚持与之交好，确保了宫内宫外的政治势力都团结一致，为一条鞭法的改革铺平了道路，最终获得了万历中兴。
小人怎么了？小人用好，比君子更能办实事！关键看你怎么驾驭他！
历史上，明思宗重用魏忠贤，乾隆帝重用和珅……诸如此类，履见不鲜，可惜众人看不透，认为天下为公，必选贤举能，以谓之君子之德。
岂不知，君子就是花瓶里的塑料花，看看可以，实则百无一用，崇祯皇帝曾重用了一帮君子，结果被坑的惨不忍睹，最后吊死在了树上。
历史证明，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美德的民族，但也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。
关键时刻，小人多，君子少。不用小人，就是拒绝大多数，拒绝大多数，必然独夫而亡。
故而，得小人者得天下。
作者：塔西佗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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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：简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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